太子承乾以为李百药所言是有几分道理的。文帝一生的轨迹以开皇十年为界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励精图强，雄才大略。开皇元年即位以来颁均田令，规定一夫一妇受田一百四亩；打击士族萌占，严令括户，州县大索貌阅；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设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等诸仓储粟米多者达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皆满，京师及并州库帛各数千万，至其未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除入市之税，罢酒坊，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禁官吏迴易生利，行公廨田；统一货币改铸新五铸；兴修自大兴城至潼关漕运三百余里以通利转运。其政使资储遍天下，魏晋以降未之有。
太子承乾以为以其经济之能，贞观朝是无法与之相较高下的。贞观一朝经济远不如文帝一朝，本朝最杰出的是军事实力之强。文帝之时虽很快平定了宇文周旧势力的颠覆，避免了战争阔大至全国，但纵观文帝一朝对外方略则颇显保守敝塞，文帝面对突厥既不如周齐卑屈忍辱，亦无汉武帝和本朝一般黩武，而是严守关塞，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分化之策巩固国防，对高丽等周边势力则多采取避战固守之姿。
在吏治上文帝严打贪污贿赂，卖官鬻爵暴征聚敛矫横不法之风，建立考课、巡察、流官制；同期还公开招贤举士任选才能之士。文帝大倡节俭清廉的风气，自身亦勤劳思政，废寝忘食，朝不及夕；前期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使其朝堂出现了诸多敢言事的诤谏之臣，使其朝野风气务实清简朴。
在其十十年如一日的精心治理下至开皇十年已是呈现一派国泰民安蒸蒸日上的治世气象。但自此时起其亦愈发昏聩残酷奢靡，朝野风气迅速腐朽衰颓，徭役渐重剥削渐酷烈，至其末年征伐高丽前后已有义军活跃于帝国边角。
而后承乾与帝议文帝其人，帝问：“高明以为文帝如何人也？”承乾如实道：“其开皇十年前却为勤政英明之主，国家蒸蒸日上，百姓幸福安康，若其开皇十年后亦能励精图治未尝不可善始善终。”
帝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不信重百官久矣。以一人之力或许可以建一时功业，然人之精力有限，才智亦有限，待才智耗尽乃至精力不济则天下衰颓指日可待。其司法不严，执法不公，兴私刑而弃律法，百姓公卿惶惑无依，自是君明则天下太平，君暗则天下大乱不远矣。”
承乾思索其间之理确如是，以天下之事而决一人岂能不精力耗尽，以一人之才智而决天下事岂能不才智耗尽。君王最要紧事当是选才用才与主持大略，天下庶务当放之与朝廷诸僚属。
承乾将贞观朝与文帝仁寿年间对比明白皇帝在大略接纳其治国理政时做了些许修改，诸如贞观朝廷选材用人以德为先，边务以主动出击代替被动防御守卫关隘，以尚书左右丞以下为庶政处置，即具体庶庶务的处置权限下移至尚书仆射以下，将尚书左右仆射和政事堂从繁重重复的庶务中解救出来，转而以仆射侍中等大僚专掌选才用人及大略，以及贞观朝少见大兴土木。
承乾对比前朝与朝廷目前现状看，亦有诸多弊端等待改善修正，譬如重内轻外，重宗室轻士庶，重门第轻才选，重儒学而轻庶务，如此种种皆是纠正前朝而导致的矫枉过正之举，皆需一一纠正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