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内老板用无线电对讲机，要求还在店里的所有员工都上来五层。一想到这里面就藏着刚刚盗走五亿日元的犯人，我就感到热血疯狂上涌。只要抓住他，事务所就能有四百万人民币的进账。
当然我也知道路易斯不可能把所有酬劳都拿出来分享，但哪怕只有1%，我也能拿到差不多四万块钱，这对一个刚入社会的二十四岁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何况我隐约觉得路易斯不是吝啬的人，我能拿到的一定比1%要多。财富的刺激确实很上头。
之前侦探事务所送过来的合同一式两份，我只认真地看过一次，确认过里面并没有什么限制我跳槽、或者违约要赔偿的条款之后，就签字寄回了。事务所也很快就将印好公章的其中一份送还给我，好方便我办理签证。其实那份合同非常简洁，据帮我办理手续的行政书士说，上面只有一些法律要求的必要条款，对乙方非常友好。
如果这次真的成功抓到了犯人，拿回丢失的巨款，我琢磨着是不是和路易斯说下，在合同上加上我的提成比较好。十九岁那年，我成绩太差高考落榜，国内那些大学彻底无缘，只能来日本，先上了语言学校，然后走了考私立大学这条文凭路。可以说，我在应试教育上算是一败涂地，但也没有差劲到缺乏最基础的法律意识。合同的重要性我还是知道的。
我们三个商议了一下，决定先谎称老板不小心自己摔倒了，把失窃的事实保密。至于已经知情的中村领班和老板的侄子，则不准他们说出去，并且只告诉他们丢了五百万现金。这样等犯人过来了，发现情况不对，说不定会露出马脚。
很快人就都齐了。据老板说，因为只剩下一些扫尾的工作，大多数员工早就回去了。剩下的五个人分别是：领班中村菜美、老板的侄子何有成、越南劳工阮文八、厨子松尾一德和清洁工王水香。
我着重地注意了老板说的那个越南男人。
现在国内的人，大都可能不太熟悉日本的‘研修生’制度。通俗地解释下，这个制度就是在自己国家赚不到大钱的劳动力去到日本，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鞋厂或者纺织厂工作，埋头苦干上一两年。这样等他们研修结束、回国的时候，手里大小能存出一笔可观的血汗钱，前提是整个流程合法合规，没有人抽油水。
近几年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研修生逐渐多了起来，由此还产生了一种灰色产业：一部分劳工，不幸被黑心雇主和无良中介机构压榨，拿着日本法律规定的最低工资，从早干到晚，还得把到手的钱汇给中介，偿还债务。因为跨国劳动中介只有收到一大笔中介费后才会给介绍工作，这些贫穷的劳工，为了来日本挣钱，改变贫穷的宿命，只能狠下心借贷。
这样的无情盘剥下，有些劳工实在忍不下去，选择了逃跑。出去之后，有些死了，有些就成了黑户，再继续想办法找些工资更高的工作，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电视台还在2020年以此为题材拍过纪录片。
这种劳工我在打工的地方见得多了。只要不是大型连锁企业，比如充斥于大街小巷的某便利店，中小企业用工高峰期招不满工人时，或多或少都临时用过些。我之前在一家很小的快递公司年末打短工的时候，结识过三个越南人。他们从外貌上其实挺好辨认的，大眼睛，厚嘴唇，宽宽的额头，很爱笑，但总是小心翼翼地，做事也格外卖力，可能是因为没有正规的劳动手续，
很怕被辞退。
阮文八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越南劳工，身材矮小，衣着破旧，眼窝深陷，神情沮丧。河内老板介绍他的时候，他按照日式礼仪给我和路易斯深深地鞠躬，然后退到队伍后面去，既没有表情，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在他的身上我莫名感到一种哀伤。这个人，我真的很难想象，他能干脆利落地抢走五亿日元。
清洁工王大姐看上去五十几了，很有精神头，人胖胖的，也不太高，嗓门却很亮，一进门就开始嚷嚷着要带老板赶快去看伤。据说她和河内老板带着点拐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因此说话格外亲热，对其他人有那么一点居高临下的意思，包括我和路易斯。
厨子松尾师傅大约四十来岁，刚来奇珍楼工作不长时间，好像才一个礼拜。之前他在丰岛区有家自己的中华料理，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了，还欠了一些债，不得已来这里找工作。我们那顿已经冷掉的宵夜就是他做的。
本来的计划，是只让阮文八和何有成两个人陪老板去医院，其他人直接回家。结果王大姐坚持要跟去照顾、而这中间有驾照的只有松尾师傅和中村领班，两个人中间也必须有一个充当司机。讨论的结果就变成，除了松尾师傅给我们热完宵夜就可以下班回家之外，所有人都浩浩荡荡地坐着一台不太大的黑色奔驰赶赴医院。
我和路易斯拿吃宵夜当借口，从老板那里拿到了后门的备用钥匙，答应明天一早过来还，这样第二天过来查案的时候，也能显得不那么生硬。
这么好一番折腾，等到店里只剩下我和路易斯的时候，都十二点多了。我的脑力和体力都被严重透支，于是果断坐到了包厢的椅子上，决定先吃东西，吃饱了再去查案。
松尾师傅的店铺关门估计和他的手艺有很大关系，即便我非常饥饿，他做的菜我吃着也不香。他似乎过分依赖酱料，口味非常的重，我几乎吃不出食材本身的味道，嘴里只能感受到奶油的甜腻和酱油的厚重。路易斯冷笑一声，甚至没有坐下，只喝了几口酒。
“要我吃这个，我宁可挨饿。简直是浪费粮食。”
路易斯很不给松尾师傅面子。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大多数情况下都很随和，唯独在吃饭上绝不放松一丝一毫。不仅口味高，每天还必须变化花样，中和洋三种风格轮换，要是吃的不中意，他直接饿着自己。这是他个人的生活习惯，我虽然不能赞同也选择尊重。然而我俩相处久了之后，我也不忍心自己吃饱而看着他挨饿，于是我的手艺也被他刁钻的舌头逐渐磨练出来了，年年都有些进步。料亭的冈本厨师长甚至一度非常认真地，同我谈过收我为徒弟的问题。这意味着我在他手底下修炼几年后，说不定就能在料理界有点名气，也能被称为“匠人”，在业界拥有一定的地位和可观的收入。可惜我那时已经爱上了当侦探，所以慎重地拒绝了，他还十分惋惜来着。
稍稍补充了些能量，我就又开始琢磨这件案子：这事真是处处透着诡异。首先就是作案时间，怎么能这么短？第一个疑点我就想不明白。
“路易斯，你知道从咱俩出办公室到你回到办公室，到底过了多久吗？”
“哇哦，熊，你可真是太努力了，吃饭的时候也不忘工作。不过话说回来，要是没点佐料，这些菜估计也是难以下咽。这整个过程，我都用手机确认过时间：咱们出去，是十点二十五分；停电，十点二十七；老板受伤，十点三十一；我回来，十点三十三。那时候办公室就跟你后来看到的一模一样，我什么也没动，人已经不在了。准确地说，只用了八到九分钟。”
我仔细计算了一下，觉得如果动作快点，把钱装好再逃走勉强还能办到，但保险柜是怎么撬开的呢？我吃饭时用手机搜索了一波静脉认证，这是一种比较新型的技术，和指纹这种可以通过采样手指然后蒙混的方式不同，静脉认证还要核对手指里面的血管特征才会解锁成功，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老板本人亲自解锁，就无法直接打开保险柜，只能采取撬的方式。而保险柜表面并没有暴力破坏的痕迹，那么就只剩下路易斯说的什么电子干扰仪器了，但这样时间又明显不足，对不上。
还有，这场停电未免也来的太巧了吧？结合老板被袭击的情况，我突然有了一个推测。
“路易斯，你觉得那五个人里，有没有内鬼？”
“嗯，你的脑子转的还挺快的，作为一个新人挺不错了。停电导致了黑暗，这是作案的绝妙时机。总不能是老天都站在盗贼这边这种，巧之又巧的意外吧。拿走钱的人和造成停电、攻击老板的人配合好了才能达到这种效果。”
“有没有可能是外部的人溜进来，破坏了电路呢？”
“应该不会。这栋楼的配电间紧挨着厨房，不惊动厨房里面的人直接破坏电路，太难了。不过理论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
我很高兴路易斯赞同我的看法，而且心里更倾向于店里有内鬼这种假设。那么，只要把这个内鬼找出来，是不是就能把丢失的五亿找回来了呢？
我开始挨个分析他们。
首先当然是那个越南男人阮文八。虽然我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但是我直觉上就不能接受他是犯人。当然，他有动机。他不仅被老板劝退失去了工作，经济上明显也窘迫，但若说他是盗贼，我总觉得哪里有点不自然。
第二我想到了松尾师傅。他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店铺，这对于一个有骄傲的厨师来说非常痛苦。何况他一把年纪还要在厨房里打下手，心里肯定不是滋味。有了这笔钱，他就可以东山再起了。
接着是中村领班。她年轻貌美，说话软萌，性格温柔，传统印象中，她是比较受男性欢迎的那种女孩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结婚，但仔细想想，她这种女人，如果愿意的话，不是非得出来工作。就算她跟我见过的大部分日本女性不一样，希望在职场上有些作为，应该也不会选每天站上六七个小时的服务生。她的资质至少可以当个销售人员或者客服领班，这些都比饭店服务生有前途。但除了这些疑点，中村小姐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怀疑的地方。我暂时在心里给了她一个问号。
最后是老板的亲戚们。我对他们知道的实在太少，只能暂时保留意见。也许他们和老板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矛盾也说不定。
我终于把饭吃完了。虽然味道差强人意但肚子实在太饿，三人份的饭菜被我消灭得七七八八。这会儿都一点多了，按理说我们应该回去。可是事情还没查出个头绪就打道回府，我心里没底。
“路易斯，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能把钱找回来啊？”
路易斯正在包厢的窗边吹风，背对着我伸出了右手的食指。
“一天。明天就把这事了结了，跟河内要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