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本身在中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洋务运动是中国第一次自主的变法，它的毛病很多，但不能因此说它不行，甚至说是失败。整体上来说，洋务运动是有成绩的，清朝的经济水平经其推动，确实有很大增长，国家能力也在提高。
以前我们常常将甲午战争的失败视作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甲午之败的确有洋务运动的问题，不过这并不说明洋务运动本身就是失败的，只是我们学西方学得不太好，不算精。而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它只变器、不变制，是一种低层次的改革，或者说仅仅是局限于经济方面的改革。即便是经济改革，也没有走完该走的路。
甲午战争之后迎来了戊戌维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讨论戊戌变法，现在它仍然能引起学术界和社会的兴趣。但我们一定要清晰地意识到它到底是件什么事，不要总试图依靠一些概念化、符号化的东西来看待它。
对于变法来说，启蒙是必须的，但文化的改造会一直是个难题。这个难题将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历史选择和变法取向。
洋务运动的起因
如果没有太平天国的话，清政府采取这种自我变革的措施可能还会往后拖很长时间。尽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在中央层级已经设置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府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如果不是因为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刺激，以及太平天国之后整个国内中央地方格局的改变，恐怕这种大动作的自我变革还不会这么早到来。
关于自强运动，也就是洋务运动的起因，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传说：当太平军被打得且战且退，而湘淮军节节胜利之时，胡林翼很高兴，此时长江上驶来几艘洋轮船，汽笛声突然响起，胡林翼突然晕倒了。这个故事其实是想说明，胡林翼已经意识到，虽然太平军行将覆灭，成不了气候，但劲敌还在后面，大清的真正威胁是外患，是拥有坚船利炮的洋人。现在的历史一般把这个故事作为清廷开始筹办洋务运动的引子，这是有道理的。洋务运动的确是地方势力，即湘淮军崛起以后的产物。
之前说过，长期以来，清朝统治格局的特点之一是“内重外轻”，内就是朝廷，外就是地方，这个讲的是中央地方格局。另一个是“满重汉轻”，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讲的是人事格局。然而，湘淮军势力起来以后，这两种格局都发生了变化。清廷能挺过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湘淮军功不可没。原来满族统治者赖以自存的军事实力已经不行了，八旗和绿营兵都已成废物，作为总预备队的蒙古骑兵也在八里桥被英法联军消灭殆尽。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只能依靠湘淮军，而湘淮军也的确把它给救了，湘淮军的崛起代表了地方势力的崛起。在此以前，不管是巡抚还是总督，清朝的地方大员做任何事情都要向中央汇报，花一分钱也得向户部报销。尽管督抚的权力貌似很大，但第一，他缺乏人事权，地方州府的知州、知府乃至基层的县令，都是由中央任命，由吏部直接派遣，督抚没有什么干涉权，他唯一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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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地方官员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可以对其进行弹劾(s)?()，
但弹劾能否成功也不是督抚说了算。而且?(小。?说)?[(．)]↓来?小。?说?。?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s)?()，
他也无法辖制比他低一级的按察使和布政使。第二，督抚缺乏财权，花一分钱也得经由户部报销。第三，督抚没有独立的军权，他能指挥的其实仅仅是自己带领的亲兵卫队。这样的地方长官，虽然来头很大，但实际上能干什么事呢？干不了什么。而湘淮军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
首先，湘淮军本身在创办之初就是模仿戚继光建戚家军的方法，实行兵为将有的制度。太平军被平定后，主要将领大多升任地方督抚，他们对地方的人事权就有了较多的干预。太平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渐困，便开捐官一途，大量卖官鬻爵，这使得候补的官员排成长队。虽然派遣官吏的职权仍由吏部把持，但京城派来的官员能否到地方上任还是督抚说了算，督抚那边不挂牌，这些官员有了官衔也没用。督抚还能以处理各种临时事宜为名，派遣自己人以委员的身份去地方担任督办。这种委员虽然不是官，但他的权力比正常的官员要大。前面提到了，省一级的官吏还有布政使和按察使等，他们都不是督抚的属员，只是比督抚的品级可能小一点。他们拥有不知会督抚、直接上达天听的权力。但是湘淮军兴起以后，他们就很难继续这样，这些官员很难绕过督抚单独向皇帝上奏，他们的行为开始受到督抚的极大掣肘，这就是所谓的督抚专权。而督抚之所以能够专权，很大原因就在于地方督抚之位落入湘淮军将领之手。他们通过这些手段扩大了自己对地方人事任免的干预。其次，他们有了变相的兵权。他们自己可以培植强大的直属军队，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不受朝廷的干涉。而且，他们也有了独立的财权。我们知道，最早征收的厘金，大多是地方官员自己征收截用的，后来虽然要上交一部分，但自己仍然可以留大头。
对人事权和兵权、财权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掌控之后，地方的势力就逐渐变大，原先那种内重外轻的格局就开始发生改变。地方官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不必在每件事情上都知会中央。有些比较强的中兴名臣，比如曾左李等人，他们甚至可以截留地方的关税。钱不够了，就先截留，花了再说，然后上报，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太大的责难。当时的态势在那里放着呢：清政府的国军实际上还在，绿营、八旗都在，但他们已经腐朽了，统治者也多次想对他们进行一些变革，但都没用。所以此时的湘淮军才是名副其实的国军，其中主要是淮军和左系湘军，而这些事实上的国军都掌握在地方督抚的手里，而且他们不依靠朝廷发饷，可以自生自养。这样，权力的天平就很明显地偏向地方这一边。
而且，当时掌握实权的西太后还有传统的报恩观念。我之前也讲过，慈禧所受的教育主要来自戏剧。她没上过学，只是在做了太后之后由翁同龢这样一些帝师们授过几堂课，课程内容就是讲讲历代帝后的贤德故事之类，而翁同龢等人的讲课水平并不高，讲得很不好，所以估计她也没学到什么真东西。慈禧当初帮咸丰看奏折时也会批上几个，但
我们今天在档案里可以看到，她写的尽是错别字。她是一个没什么文化的人，但超级喜欢戏剧，因此她的知识都是从戏剧中得来的。当时的戏剧有花雅两部，雅部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昆曲，昆曲相对听起来比较雅，一度很流行，但到了清朝已经衰落。像西太后这种没多少文化的人就喜欢不雅的花部。花部最牛的就是各种高腔，四大徽班进京后跟其他唱腔逐渐融合而成的京剧，很受西太后的青睐。当时刚刚形成的京剧还很粗糙，词都不通，剧情有些地方也很荒诞，但是老百姓很喜欢，西太后更是喜欢。所谓的“同光十三绝”，就是在她这一时期红起来的。在此以前，没听过让外边的戏子进皇宫唱戏，当时在宫中唱戏的都是太监，但太监唱不好啊，于是西太后就让这些戏班进宫。我看过很多当时的老艺人的回忆录，讲起西太后都是眼泪哗哗，感情很深的。京剧这种东西，充满了传统的道德观，西太后看戏看多了，也便受了影响。在她看来，清朝的国运就是曾左李他们给救的，要感恩。说到感恩，一般的帝王是不会干这种事儿的，臣子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再大，也是他们的分内之事，哪会有皇帝感谢臣子的事呢。但是西太后的确就有感恩思想。所以她从来不对曾左李有什么过大的责难，虽然她也会培养一些清流去牵制一下他们（正途的清流一般都会很激烈地批评因军功而起、握有实权的地方大员），但西太后绝不会因为清流对他们的激烈批评就把他们的官帽子真的给摘了。
所以相对而言，当时地方督抚的权力的确很大。在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身份，实际主持着中国的外交几十年。李鸿章还有一个官衔就是总理衙门大臣，当时总理衙门的大臣非常多，最多的时候有几十个，虽然他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最能干，而且外国人最认他，因此最后便成了只有他才说了算。可见，国家政治格局转变为外重内轻、汉重满轻，乃是由当时的情势所决定的。为了应付变局，清政府不得不这样，如果坚持旧的格局，清政府就完了，清朝的统治也要终结了。满人统治集团也清楚这一点，他们并非没有动过削弱地方权力、从汉人手中收权的念头，但他们一看到现实，就把这些念头又打消了，只动了一些小手术。
洋务运动的开展
洋务运动当时称为自强运动，这个运动，有三套逻辑。第一套逻辑，就是地方势力崛起的逻辑，由地方倒逼中央。第二套逻辑就是汉人崛起的逻辑，汉族士大夫的积极性自此被激活，这使得行将就木的清朝重新焕发了活力。前面我们讲过多次，清政府因为狭隘的民族心理，一直对汉族士大夫采取压制政策，但此时汉族士大夫冲破了网罗，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清政府再也没有能力搞文字狱了。在汉族士大夫的群体中，不仅实学开始活跃，墨学也开始复兴，还有一些人开始追求西学，总之全面开花。由此导出了第三套逻辑，就是学习西方的逻辑。按魏源的说法，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制夷”是一个口号，一个说法而已，其实就是为了自保。自强运动产生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讲，是因为湘淮军在平定太平天
国的过程中正面遭遇了西方。他们先是遇到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太平军，后来又通过西方的人力和武器援助而打败了太平军。这些中兴名臣在平叛过程中，真正把“师夷长技”
的口号落到了实处。
应该说，从总体来审视自强运动，其成就还是第一位的。虽然一般的说法是地方主导了运动的发展，但中央也的确是有贡献的，也做了许多实事。特别是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他们都是头脑相对开明的满族大臣，他们对地方的变法其实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央也在变，其中成就之一就是成立了总理衙门。这个部门成立之初是为了应付洋鬼子，但是等到创建以后才发现没法糊弄他们了。因为这个机构要处理的事务越来越多，没有办法按原定计划先把洋鬼子赶出去，然后把这衙门取消。洋人不仅没法赶，反而越来越多，总理衙门事情也越来越多。本来只是主持外交的，但后来包干了所有与洋人有关的事务。比如说，跟洋人有关的商务你管不管？没办法，得管。现在的外交部管商务吗？不管，但当时中国还没有商务部，只有让总理衙门来管了。再比如说，外国传教士来了，管不管他们呢？传教士都是洋人，牵涉宗教事务，但我们当时也没有宗教事务局，怎么办呢？最后宗教事务也得由总理衙门来管。自强运动期间，无论是官办的还是官督商办的工厂都需要从西方购买机器，招募洋人技师，这个本来也不属于外交，但跟洋人有关，它也得管。本来只是个临时机构，但后来编制和规模越来越庞大，就变成永久机构了。本来只是办外交的，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行，中国无论什么事，都开始和洋人沾边，这就使它变得几乎无所不管。以至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必须得兼任总理衙门大臣了，否则就只能去管理那些既没有洋人活动，也没有多少钱的偏远地方——没谁愿意干那种差事，所以军机大臣都兼任总理衙门大臣。
不过，即便如此，总理衙门的办事效率仍然不高。真正涉及外交事务，一般都是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一班人马在操办。当时英国公使威妥玛曾经嘲笑中国的总理衙门大臣办事效率极低。如果要办理交涉事务，首先会摆一桌宴席，外国人只是想办事，但到中国人这里必须先吃，吃完再说。而且在宴席上也是超级无趣，首席王大臣（由亲王担任的大臣）如果不说话，其他人就不说话，王大臣说一句，其他人就都跟着附和。由此可见其体制之僵化。后来很多事情要经由总理衙门来处理，涉及洋人的大事小事都是由它管，所以各国驻华公使常常跑到总理衙门去咆哮，但总理衙门这些大臣早都练就了极其坚强的心理，不管外国公使怎么咆哮，怎么大怒，他们脸上都堆着灿烂的笑容，然后端出果酒来招待这些公使们。
但是，也有一个新成立的衙门很有效率，这就是总税务司。总税务司是跟总理衙门一起建的，主要管理海关。中国以前也有海关，主要就是粤海关，剩下的都是常关，对内的。但粤海关的收入非常少，它归朝廷的内务府管理，主要为皇家采购一些西洋玩意儿，如自鸣钟之类——今天可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看见的那些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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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内务府通过粤海关向外国商人采购的。其收入微乎其微?()_[(．)]?⒈来?小&?说?&?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
又因为属于皇室私有(s)?()，
所以相对国家总的财政收入而言等于零。但是后来跟洋人通商了()?()，
洋人坚持中国必须仿照西方建立现代意义的海关，对进出口的货物征收税款。而且，随着通商口岸数量从五口增加到十几口，各种涉及进出口的问题逐渐增多，中国人不会处理，只好请洋人处理。最开始请的是李泰国，李泰国脾气不好，于是很快就换成赫德。赫德是个非常聪明的苏格兰人，而且非常圆滑，他很善于跟中国人打交道，也很有办法来应付中国人的繁文缛节。他筹建的税务司是个洋衙门，其中的主要官员和雇员都是洋人，各种规则和办事方法都是仿照西方制度建立的，因而非常高效。这在今天相当于外包。中国政府把某一个政府机构外包给洋人管理，但外包之后成就斐然，十年后洋人雇员已经有百余人了，他们的薪金都很高，年薪以百万计。至于华人，大多只能当海关监督以及低级的办事员。海关监督并不属于总税务司这一体制之内，不许他管事，看看就完了。在赫德的掌控下，中国的海关收入从最初的微乎其微，十年就发展到年收入两千万两，而当时清政府一年的收入才六七千万两，一般很难达到八千万两，就是说它要占到每年收入的四分之一强。海关收入成了国家的支柱收入之一。《南京条约》时我们规定的税率很可怜，值百抽五，因为当时没有看到关税对一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意义。但即使是在这样超低的税率下，海关收入仍有这么高，可见总税务司的确还是很有效率的。所以，这次外包还是不错的。
除了中央，地方上也办了很多实业，这些实业大多都跟具体的人物有关系。曾国藩去世比较早，他的贡献主要是筹办了金陵制造局和主持了派遣留*童计划，但前者并没取得很大成就。比较出色的有左宗棠的福州船政局，虽然偏远了一点，但还是很不错的。左宗棠当时是闽浙总督，当时闽浙总督驻节福州，如果是驻节杭州的话，这件事可能会办得更好一点。我曾经去看过福州船政局，有工厂、码头、学校、海军，基本建成了一个自足的体系，因此其成就还是值得表彰的。李鸿章的贡献主要是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今天的江南造船厂，此外他还有很多其他贡献，比如继承了金陵制造局，还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它在当时就能挣钱，到今天仍然存在。除了这些领军人物以外，当时全国各地都开办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洋务企业，但挣钱的不多，据说一度只有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挣钱，后来这两处办着办着就也开始赔钱了。不过，从整体来看，毕竟办洋务已经成为一时风气，当时许多地方官办洋务的口气都是很大的，他们都希望直接从西方引进最先进的机器，开办规模特大的工厂。比如后期张之洞要办铁厂时，就声称要办亚洲第一大钢铁厂。他在当两广总督的时候就想创办，后来在采购机器时，他去湖北当湖广总督了，于是工厂就挪到汉阳了。幸亏挪地方了，要是当时在广州办铁厂，肯定是困难重重——广州既没有铁矿，也没有煤矿，而当时炼铁既需要铁矿，也需要焦炭，幸好在湖北及其周边有这两种原
料。张之洞的豪气在当时并不是个案，地方官员都希望花大钱、办大事，没有钱就去截留海关的收入。有几年，十分之九的海关收入都被地方截留去办洋务了，中央政府对此也没办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截了就截了，政府还不能拿地方这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势力都挺大的。
当时也办了一些教育事业，比如福州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学堂，这是很有成就的。起码我们现在知道那里出了一个严复，还有甲午海战中死去的那些烈士们，比如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等，他们都是从这个学堂毕业后留洋，然后再回来的。后来的中国海军基本上由这个学堂奠定了基础。还有中央的同文馆，不过这个成就就很差了。到后来同文馆招收的学生主要是旗人，我看齐如山描述他们当时在同文馆的生活，真是太舒服了——每月八两银子，而且每天管三顿饭，早餐还会送到门口，正餐都是七个碟子八个碗，吃得不高兴就可以砸东西、闹*，如果来同学了还可以叫厨子免费做几个菜。这像是学校吗？这么好的条件，那些学生自然啥都不想学了，天天混日子，不把学习当回事。学俄文专业的学了九年，还没把俄文字母背下来，英文馆好歹出了几个翻译员，但也是乱翻译。严复留学英国时常去使馆，发现同文馆的高材生张德彝，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总之，同文馆的成就是很差的，最有名的毕业生可能就是齐如山，但也没让人感觉到他有什么外语上的成就，只知道他参与了京剧改革，梅兰芳的成就跟他是有关系的。齐如山帮着把京剧改革得更为文雅，使其具有很强的歌舞性，改得更适合外国人的口味，所以外国人当时特别喜欢看梅剧。当时外国人来北京有三样事情必须做，就是上长城、看故宫、观梅戏。
此外，在上海有一个广方言馆，好像成就也不大，似乎也没有出什么牛人。江南制造总局有个翻译馆，这里的成就倒是很大，它出了很多书，我们中国最早的数理化课本都是从那里出来的。有许多传教士在编译所干活。让现代人觉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翻译者在对译外国的字母符号时，常常借用中国的传统表达方式。这些书看起来很有意思，比如用甲、乙、丙来对应西方人的X、Y、Z；处理二次方的时候，直接在字符的右上角写“平方”
，而不是按照西方惯例写一个小“2”
。在化学课本中，翻译者也都按照近似的发音，生造了许多中文汉字，然后将各种化学元素对译，钾钠钙锰铝什么的都是当时译的。总之，翻译馆为当时的思想启蒙做了很多事，不过说实话，效果并不太好。
当时也有了一些回国的留洋学生，但他们远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自强运动从整体上来说，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开明官员的实践中，还没有成为整个社会的士大夫的集体自觉行为。科举没有变，考的还是八股、四书文，这是当时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最大问题，科举不变，整个社会的评价体系就不会变。而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进入体系之内，成为文化人的一分子，大众才会对他有好的评价，才会尊重他。国外回来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是，他们要想赢得社会的
尊重()?()，
进入仕途?[(．)]??来?&??&?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
必须去考科举。所以尽管严复从英国归来之时已经名满天下()?()，
后来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时已经官拜四品了()?()，
但因为他没有考取功名，他那考取了举人的堂叔就可以嘲笑他。严复受不了奚落，于是每年都辛辛苦苦地回家参加乡考，然后又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来回折腾。但这哥们儿比较倒霉，一直考不上，直到1903年清朝要搞新政，开经济特科，朝廷决定让严复来当主考官，严复说自己连进士都不是，该怎么主持进士考试呢。于是西太后就赏了严复一个进士。严复到此时才扬眉吐气。
戊戌维新以后，尽管全国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但从这些学堂毕业的学生照样都要参加科举考试，比如鲁迅和他弟弟跑到江南水师学堂去学习，中途也回家乡参加科举考试。有次考秀才，鲁迅考到一半不想考了，但他第一轮考试考得很好，名次排得很靠前，所以他突然弃场让家人很着急，于是鲁迅的家里人就雇了个枪手帮他继续考。当时对科举的笃信不仅仅存在于民间，就连水师学堂这样的新式学堂里也这样。周作人曾回忆说，如果某个学生中了秀才，学堂的监督就会挂牌出来，庆祝一番。由是可见，当时社会的整个风气还是沉迷于八股文之中，洋务只是少数人的一种补充学习，更多的人是无心留意的，他们根本不问这个东西。地方主导的变法很重要的缺陷在于，缺乏改变全局的力量。如果当时能够把科举改成经济特科，或是改成考“甲平方加乙平方等于丙平方”之类的玩意儿，可能效果也会大大不一样。但当时这一项恰恰没有引起士大夫的关注，科举对于士大夫来说是一项核心的东西，如果它没有变的话，整个士风也很难发生改变。八股文依然是士人的主题，如果某个学生进新学堂学了一些ABCD，还会受到嘲笑，一些腐秀才专门编了一些玩笑八股来讽刺他们。士风不开，就使得当时的变法只能停留在表面。
所以这次运动普遍缺乏精英的参与。军队都是练兵不练官，淮军当时最洋化，连喊“立正”、“稍息”都是用英语，但他们只是练兵，对将官的培养还是老一套办法，这种军队是谈不上现代化的。虽然拿上洋枪了，但组织方式仍然陈旧，到战场上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洋务运动时期有个英国军官到中国来考察，他写的笔记很有意思，他疑惑为什么英国人用得很好的装备到中国人手里就变了样。当时中国用的还是前装枪，需要先把*压进去，然后拿一根通条伸到里面去捣实。西方人的做法是让枪口朝外，这样万一*不幸爆炸了，也只是直接朝外射出去，对人没什么危害。但中国士兵却不同，都喜欢眼睛看着枪口，然后去捣实*，这不是玩命么。最有意思的是，当号令一排士兵举枪准备射击时，很多人的眼睛都是随便看，看哪里的都有，就是不看前面，然后“嘣”的把子弹打出去就算完事。这英国军官觉得好笑，哪有这样打枪的，但这却是当时中国军队普遍的现象。到后来中国人开始使用后膛枪了，直接压子弹，最初弹匣容量不一，八发、九发、十三发的都有，后来比较统一的就是五发了。但中国人上战场仍然喜欢乱放枪，噼
里啪啦地就开始放，大家都拼命地放，看没看到敌人无所谓，反正就是密集地放，弹如雨飞啊。义和团的时候，清军和义和团攻打外国使馆，一名英国记者就曾写道，天天看见头上的子弹飞，反正也打不到人。中国人打枪不瞄准真是太普遍的现象了，所以后来张勋复辟和段祺瑞的讨逆军交火时，英国《泰晤士报》的驻中国记者，曾担任过袁世凯政治顾问的莫理循在一旁观战，他说两边打了几百万发子弹，但一个人也没打着。他因此揶揄中国军队，说干脆以后恢复弓箭算了，还能给国库省点银子。当然，他的说法夸张了，但按历史的记载，段祺瑞讨逆时双方的确也就死了十几个人。几万人的军队打了半天，机关枪哐哐响，炮也轰了，飞机也登场了，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可见莫理循的说法还是有所依据的。日本人甲午战争之所以能够节节胜利，与这也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发现了中国军队的这个毛病，就先让中国军队放枪，放一会儿子弹就没了，然后他们一冲锋这边就垮了。
也就是说，这种洋务的引进，很多时候就是装样子。但洋枪洋炮对付国人、镇压内部的农民起义是足够了，因为叛乱的人在武器上不如政府军队，有洋枪就足够把他们吓唬住。当时军事现代化的主要作用其实就是对内维护统治的稳定。工业上也是，本土的只有低级技工，高级技师都是外国人，因为精英不愿意参与，顶多也就是工人有点技术。当时很多新办的企业都引进了国外最先进的机器，但只有洋人技师才能够操作，中国人一般只能打打杂。今天所谓的洋务人才，其实只有翻译人才。洋务工业不仅要花重金购置机器，还要给洋人技师支付高额的薪金，而生产的产品因为成本和质量等原因，很难与洋货争夺市场，因此到后期这些企业基本都是赔钱的。
但是，反观洋务运动，我们也发现，其实在中国搞现代化还是有便利条件的，同样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在其他国家可能都会在一定时期引起很强烈的反弹，但是中国人对这些新玩意儿却不排斥。你看参与太平天国起义的农民，没见过世面，也没什么文化，但看到洋枪洋炮好使，很快就喜欢用。轮船最初在中国出现时也是，大家都觉得新鲜，发现它跑得快，都喜欢坐，有些人其实没什么目的地要去，就是喜欢上去坐。我前面也讲过，洋人第一次在修建淞沪小铁路时，当地人也是有事没事都去坐坐。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些新事物都很好奇，并不是持排斥态度。在英国，火车刚出现时，农民都非常恐慌，都传言这玩意一来，奶牛就不产奶了，母鸡就不下蛋了，当时各种谣言满天飞。但中国人没这样的担心，除了一些冬烘的士大夫。不过中国人也有害怕的东西，那时他们怕电线。当时有线电报已经出现，就是用莫尔斯电码拍的，但需要架设电报线，一路得埋杆走。中国人一直想不出来沿路立杆子是为什么，上面牵着线到底是要干吗的，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谣传，比如说电线就是摄小孩子的魂的，小孩子的魂被收走后，就顺着电线杆跑到外国去了，这一类谣传很多。因为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强于抽象思维，很难想象一种无法具体化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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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是可以打人的()?()，
这些都好接受()?()，
但是电报乃至电码都是无法具体化的东西()?()，
他们自然会对其怀有莫名的恐慌。
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整体环境对于引进新事物、搞现代化有好处，而且，中国的农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为洋务企业里的工匠，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中国人的文化水平，尤其是男人，与欧洲在开展现代化时的工人的文化水平相比，一般都要高出很多。欧洲的农民长期是不识字的，而中国印刷术发明得早，出版业一直很发达，所以书籍传播很广。而且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很普及，所以农村的成年男子多少都曾过一点书。一个家庭，不论家长职业是什么，一般都会送孩子去几年书，所以中国当时的识字率很高。这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在成为工人后，显然要比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在学习新技术时更有优势。中国搞现代化，其本身条件要比很多国家好，甚至比刚开始搞现代化的欧洲国家要好。
但关键问题是，在最早的变革中，士大夫的参与度不够，这就导致洋务运动的中坚人才长期匮乏。这也能够说明，为什么我们最早办起来的洋务企业都是官办企业。当然，并不是说官办企业就不好，日本开始工业化时也都是官办企业为主导，只是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督商办，最后发展成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商办企业。但在中国，这一过程只走了两步：由官办到官督商办。为什么中国办洋务由衙门独办发展到衙门掌权，商人办事，就是舍不得完成最后一步，让商人，或者说新兴资产阶级成为推动现代化的主体，完成私有化呢？就经济改革而言，在自强运动中，政府的推动最后遗留下一个半吊子工程。但很多国人却在此时开始思考，是不是真的需要对制度进行变革。其实，中国的变法一直存在这样的问题，每次改革都没有走完它应该走的路，然后很多人就喜欢跳出来对变革进行反思，反思道路选择得正确与否，进而怀疑变革本身的正当性。
虽然刚才我提到，中国的整体环境对支持现代化变革是有利的，但也有很多阻碍之处。比如，当一个大型工厂建成后，大机器、大锅炉、大烟囱林立，许多人就开始退缩了，就连比较开化的江南地区也是如此，很多人不敢去做工。后来是先招了些童工，让别人发现他们也都活着出来了，然后其他人才敢去做工。像陈启沅，现在一般把他看成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他在他的老家，即现在的珠海一带，购置先进机器开办了一个缫丝厂。缫丝原来都是农村各家各户利用土机子来做的，这样做起来比较慢，效率也比较低。陈启沅想采用新的运作模式，但是工厂从建成开始就受到极大的抵制，不仅地方士绅抵制，普通老百姓也抵制，根本没法办下去。后来他想到一个招，就是重新变通设计，制成一种可以一人一具的小型缫丝机，他一家送一具这种小型机器，这样一做就很顺利了，然后就很容易地将工厂办起来了。也就是说，当时的民众对这种大机器集中生产还存在抵触情绪，仍然青睐于分散于各家各户的独立生产模式。中国人对于这种家庭生产的积极性一直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