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其中一些还很突出，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改革，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变革“不彻底”，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变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绩，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或者进行得不够快。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再一个就是，科举制度还没有变，人们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跟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
不过，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如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拨人为早期的维新派。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比如郭嵩焘、黄遵宪，尤其是前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广东这一小撮士人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但是销路不好，没人买。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有一个小群体的。江浙、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比如沈曾植、孙诒让、孙宝瑄等人，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旧和攻击变法。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
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许多难题开始凸显。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在当时，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还没有正经八百地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遭受大败，又割地又赔款，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师，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它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而当年兴起时曾经富有锐气的湘淮军到甲午战前已经暮气沉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发现，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只要当了兵，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本来湘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军以后，就沾染旧军队的习俗，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淮军尤其如此。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温床。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至于这个兵到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既有团体已经形成，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茧的、一脸风霜的农民。什么时候又开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时的淮军都已变成老兵油子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商税的引入、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国的入侵，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已成为国际性的事务了。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且不论更远的历史，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那干脆就不让日本的势力也进入朝鲜啊，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但是清政府又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朝鲜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亲日，一派亲中。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一边臣服于中国，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要么让它独立，这样，至少它还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对中国而言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听任琉球骑墙，最后被日本吞并，后来又轮到了朝鲜。请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朝鲜人很兴奋，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当然，它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灭了。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寻求解决措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包袱。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但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到二战时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军队都感慨，日本人的战术能力的确学得太好了，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讲过，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不仅不规范，而且还非常不扎实，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海军一些基本的操练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种很便宜的设备，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在当时中一两颗*不一定会沉，但因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个舱进水，所有的舱就都进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没了。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师做得还好。日本能打败中国，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也是一个启蒙的*。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
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
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未完待续）
洋务运动存在的问题
虽然洋务运动问题很多，其中一些还很突出，但不能据此就说它是一场完全失败的改革，或者按现在的话来讲，是变革“不彻底”，以所谓的变革“不彻底”这种论调来批判洋务运动，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变革是必要的，而且也有成绩，只是说它可能还在进行中，或者进行得不够快。这与当时整个中国对于变法的需求不够存在很大关系。士大夫对于变法的要求不是那么强烈，虽然中国已经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了，但他们的个人生活还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乃至改变，士大夫仍然活在中世纪，在儒家建构起的天下秩序里思考现实。这与当时变法所涉及的方面十分有限存在关联。再一个就是，科举制度还没有变，人们学的东西、用的东西，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东西跟新事物关系不大，所以普通人没有强烈的需求去学习新学，也没有意愿要投入这场变革中去。
不过，仍有一部分人对于变法是比较欣赏的，尽管当时的清流对于变法极尽诋毁之词，但不能据此以为当时整个风气都是反对变法的。其实也有一部分士大夫对变法是比较满意的，而且，他们可能比实际主持变法的官员们更为激进，如马建忠、王韬、何启、郑观应等人，我们在思想史上称这拨人为早期的维新派。也有一部分官僚非常激进，比如郭嵩焘、黄遵宪，尤其是前者，因为他是第一个出使国外的中国使节，他亲自到国外去体验了一下，知道真正的西方现代文明是怎么一回事儿，黄遵宪也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以及新加坡等地。因此，至少有两类人不仅拥护变法，而且比实际操作者对变法有更大的热情。此外，相当一部分学者在洋务运动期间也经历了思想的转轨，比如康有为，以及他在万木草堂中培养出来的弟子们。广东这一小撮士人这个时候在思想上已经很先进了。当年江南制造总局的编译所虽然编译出版了很多书，但是销路不好，没人买。不过康有为却买去了他们所有成果的四分之一，当然，他是有一个小群体的。江浙、上海这一带也有这样的士人群体，比如沈曾植、孙诒让、孙宝瑄等人，由于得风气之先，他们的思想也很开化。所以说，当时并非所有的士人官僚都在一味地守旧和攻击变法。士大夫群体在洋务运动中是分裂的，少部分人激烈地反对变法，多数人苟且，对变法没什么感觉，另一小部分人则觉得改革应该搞得更快一点。
当时士大夫群体就是这么一个局面，由于因循守旧的人和对变法没有什么感觉的人占多数，因此变法从效果上来说整体质量都不是很高。而且在甲午战争之前，由于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程度逐渐加深，许多难题开始凸显。比如军事改革的问题——军事改革如何才能进一步深化，在当时，虽然军事改革的力度也不小，但是主要的功效体现在对内维持统治与稳定方面，对外御敌的作用没有很明显提升，除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可左宗棠在新疆打的阿古柏集团又不是俄国人。也就是说，中国军队还没有正经八百地跟西方军队进行过较量。唯一一次就是中法战争，但当时法国国内政坛有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此前的普法战争遭受大败，又割地又赔款，尚处于比较弱势的状态，所以那次战争我们在陆上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整体而言，军事改革对提升军事作战效率的作用不明显，军队的训练改革和制度变革一直没能提上议事日程。也有将这些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的，比如北洋水师，但正如前面讲过的，它还保留着陆军的尾巴，或者说是传统军人的尾巴。而当年兴起时曾经富有锐气的湘淮军到甲午战前已经暮气沉沉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发现，这与其他很多事物一样，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刚兴起的时候，由于制度比较新，人也比较勤快，比较愿意卖力气，于是也就干得不错。但到一定时候就开始因循玩忽。而且，那个时候的军队一直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好人没有乐意当兵的。只要当了兵，就会融入一个特殊的群体，而这个群体，跟社会格格不入。本来湘淮军不是按传统模式组建，而是从农民中直接招募的，但是一旦成军以后，就沾染旧军队的习俗，开始组建自己的圈子，淮军尤其如此。士兵和军官携带家属同行，淮军的后代顶替父辈继续充任军职，很少与外界发生联系，这就变成一个自生自养的小社会了，就跟整体的社会产生了隔绝。这样，社会的变化对军队本身而言意义不大，而这种圈子极易腐败，各种旧军队的积习也很容易地找到寄生的温床。三个儿子选两个充补兵额，第三个就等着，到合适的时机就补上去。这样大家就都有军饷可拿，至于这个兵到底合适不合适也不管，因为都是自己的家人。既有团体已经形成，军队就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到偏远的农村去招募老实巴交的、能干的、手上有老茧的、一脸风霜的农民。什么时候又开始招新兵了呢？就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时候，他也按照曾国藩的模式招募新兵。而此时的淮军都已变成老兵油子了，这个问题在当时是很严重的。
第二个问题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就是洋务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长期亏损。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因为我们知道，由于商税的引入、商业的繁盛，以及对外贸易幅度的扩大，整体的经济局面逐渐转好，但是洋务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却长期亏损，这个问题已经迫在眉睫，需要得到根本解决。如果洋务运动没有出现大的波动，改革可能会集中于经济改革方面，从企业的官督商办向商办转变，这在当时已经作为一个课题提出来了。
第三个问题就是藩属国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法战争时已经被一些有预见性的士人提出。由于法国的入侵，中国一直以来关系最为牢固的藩属国——越南已经丢了，此时问题的聚焦点在朝鲜，究竟中国或者说清王朝该如何对待朝鲜已成为国际性的事务了。关键在于是否让朝鲜独立，当时国际上对中国施加压力，这种压力尤其来自美国，美国希望中国让朝鲜独立，朝鲜本国也有这样的呼声。但当时的清政府采取了正好相反的措施，不仅不让朝鲜独立，而且还加强了对它的控制，直接派人派军队进去了。且不论更远的历史，明清两代，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除了明中后期朝鲜主动要求中国派兵进入朝鲜，打击日本侵略军之外，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派遣政府代表或军队管理过朝鲜，这个时候却派人去了，正好和国际潮流相逆。而甲午战争的起源恰恰就在朝鲜，因为日本人的势力也插入朝鲜了。现在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清政府的行为，既然你要派兵驻扎朝鲜，那干脆就不让日本的势力也进入朝鲜啊，毕竟这是中国的附属国，但是清政府又允许日本势力的介入。中日双方都在朝鲜派有驻代表和驻军，这让朝鲜处于何种地位呢？朝鲜当时分成两派，一派亲日，一派亲中。这和当时的琉球很相似。琉球一边臣服于日本，一边臣服于中国，清政府当时应该要么把它收回来，要么让它独立，这样，至少它还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敌人，对中国而言这是有利的。但清政府偏偏什么政策也没有采取，听任琉球骑墙，最后被日本吞并，后来又轮到了朝鲜。请政府之所以有这种奇怪的举动，关键可能还在于传统天下观、天下秩序、天下结构等因素的残留，所以不仅没能积极地解决问题，反而惹出了更多更不好的反应。虽然派出的商务监督袁世凯很有两下子，但由于此时朝廷大的战略错了，因而他的努力也没能收到什么成效，反而激化了中日矛盾和中朝矛盾。所以甲午战争后，日本宣布让朝鲜独立，朝鲜人很兴奋，马上成立了朝鲜帝国，当然，它没高兴几天就被日本灭了。今天韩国天天挂在嘴边的帝国，其实也就是昙花一现的东西。
这样一些现代化的问题，或者说是我们走向世界必然面对的问题在此时已经被提出了，但是中国人没有积极地去应对，寻求解决措施。而我们的近邻日本做得比较好，它没有像我们这样背负很多包袱。其实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并没有优越的资源或条件，但它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直是很踏实的。比如日本的经济改革就比我们的彻底，日本政府扶持起一批大企业后就开始逐步放权，直接把企业卖给私人财团，实现彻底的民营化。今天日本的大公司，比如三井、三菱、住友，全都是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到今天还是这样，日本政府一方面在主导经济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又在必要的时候功成身退，把企业卖给私人，实现民营化，按照市场的运行规律发展经济，日本的这一步走得很扎实。日本的军事改革也很扎实，无论陆军也好，海军也好，从制度到战略战术都潜心地学习西方，都是彻底地学。所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士兵的单兵素养和单兵作战能力一直很强。到二战时日本真正开始和英美交手以后，英美军队都感慨，日本人的战术能力的确学得太好了，虽然宏观的战略战术一般，但是细微的、具体的战术能力却学得特别好。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一直很欠缺。我上次讲过，中国人学得很虚、很飘，尤其是军事这方面，学得特别不靠谱。每个士兵的战术素养都不怎么样，不仅不规范，而且还非常不扎实，比如陆军不知道如何瞄准射击，海军一些基本的操练和程序、制度、规则等都会被玩忽，像邓世昌这样一个英雄所指挥的“致远号”军舰，密封圈都是老化的。密封圈是种很便宜的设备，大型军舰肯定有配备。致远号是一艘非常大而且很先进的铁甲舰，在当时中一两颗*不一定会沉，但因为它的密封圈都是老化的，所以一个舱进水，所有的舱就都进水了，然后就很快地沉没了。所以，尽管我们树立的英雄都很英勇，但这支军队本身的素养是有问题的，它的基本规章制度以及士兵的训练都是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日本军队基本没有，日本在这方面学得非常好，甚至比它的老师做得还好。日本能打败中国，1904年又能打败俄国，就是靠这个东西，以及它自己的武士道精神。日本士兵整体上都很勇敢，但是关键仍在于他们基本的战术素养真的非常好。我后来看有关二战史的书籍时，发现日本在每个大的战役行动方面或是宏观战略方面都做得不尽如人意，一些必要的战略转换，比如海战的战役转换也没完成好，但是每一个细节都有可称道之处。也就是说，至少在细节上，日本人学得很好，但中国人在这方面恰恰又是老毛病了，不会较真儿，这真的是个大问题。
甲午战争
在甲午战前，不管是世界舆论，还是中国舆论，普遍认为中国能够打赢，因为旁观者看的都是一些比较客观的指标，比较双方各有多少战舰、吨位、门炮、军队、GDP等，这些方面日本当然不行，所以几个指标中国都要超过日本。外国人当时完全没料到，各方面实力都很弱，而且很穷的日本敢在那时挑战中国。中国当时普遍也洋溢着乐观的情绪，各种舆论都超级乐观。结果一打，一败涂地。后来中日谈判，本来中国不想派李鸿章去，但日本人要求必须李鸿章来，否则拒绝谈判，而且威胁会继续增兵，并向北京进发。为什么日本人指名要跟李鸿章谈判呢？一方面只有李鸿章才能谈明白，一方面也有羞辱他的意思。你不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吗，这场仗不也是你主持的吗，所以我们就要你来。李鸿章去了以后真的是没有什么本钱跟人谈。日本人直接把草拟好的条约递给他，让他签，不签日本兵就要进北京。李鸿章只有讲，中日之间还是要友好，还是要合作，毕竟都是东方国家，同文同种，但讲了半天屁用也没有。正在僵持阶段突然来了个日本浪人，朝李鸿章打了一枪。当时日本国内有一股激进势力，认为日本应该趁这机遇把中国灭了。当然，这只是激进派的观点，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西方列强不可能容忍日本把中国灭了，后来的历史也是如此。你想想，如果日本把中国灭了，那日本将会成为非常强大的国家，到时西方国家在亚洲将会面临非常厉害的对手。西方人不会允许日本吞并中国，这是日本希望消灭中国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西方列强对中日关系的态度均是如此。日本一旦把中国吞并掉，那么日本就会变成一个巨无霸，成为东方第一号强国了。就日本自身而言，它的确想把中国灭了，它的第一步就是先把国家的重心移到满洲，当时日本就是计划整个移民过去，然后一步步地把满洲吞并掉，这的确是日本既有的设想，无论田中奏折是真是假，日本的这种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岛国居民对于自己的生存环境从来都是很不满的，就算到今天，日本人的危机意识也是很强的，想到大陆上去是他们持久的愿望，当然，一直没能真正实现。
前面讲到，日本国内的激进分子朝李鸿章开了一枪，这件事导致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西方各国都指责日本太过野蛮。当然，世界舆论也是明显要压制日本的，但像日本、中国这种东方国家，最害怕别人说它野蛮。尽管日本当时的确野蛮，但特别在乎别人这么对它进行评价，因为它还在学习西方文明呢，因此才对中国做出了一点点让步。不过，我们从后来签订的中日《马关条约》可以看出，日本一是要中国割让辽东，一是要割让台湾。你们想想，日本吃掉中国这两块领土的态势是什么呢？就像是一条毒蛇张开了嘴，中国的这两块地方变成日本的上下颌，而日本本土则是蛇身。可见日本吞并中国的野心。当然，最后日本没有占成辽东，三国干涉还辽遏制了它的野心，但是赔款和割让台湾毕竟实现了它最初目的的一部分。从此日本也像西方殖民国家那样，获得了第一块海外殖民地台湾，而且获得了促进发展的大量资金。当时，2.3亿两白银的确是个天文数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每年的财政收入才七八千万两。所以这个数字对中国而言是个天文数字，对日本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资金了。
对于中国人来说，局势也已经很明朗了，原来一直喊“狼来了！狼来了！”，但狼来后似乎并没怎么样，英国人来了，法国人来了，也没有对中国造成什么样的变局，他们只是想通商，并不是想把中国吞掉，所以当时中国人的危机感还不是很强烈。前面我们讲过的士大夫不觉醒，跟这个很有关系。但是《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被割让，中国人开始受到强烈刺激：一方面觉得很丢人——我们改革了半天的军队，几乎是不堪一击。我们花巨资建起的北洋水师最后被日本人集体俘虏，成日本海军的一部分了，我们那些优秀的战将们死的死，逃的逃，自杀的自杀，剩余的水师官兵被装进一艘卸掉了舰炮的训练舰，从刘公岛运到威海，上岸后就被解散了。淮军是打一仗败一仗，有的人说他们是从鸭绿江开始败的，也有人说他们从大同江就开始败，一直败过鸭绿江。我们现在去看甲午战争史，找不到什么有关中国军队的正经战绩，战报可能都写着“毙敌无数”、“杀敌无算”，都是没有数的，到底灭敌多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没真正的统计。从朝鲜败退回东北，真的是没什么可以称道之处。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还不及留在台湾的这帮土匪们，就是黑旗军刘永福这批人打得好。这确实是很丢人的事儿。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人能够感觉到的问题就是，近邻日本学西方学得比较好，人家摆明了想吃你，蛇已经张开了大口。这个态势大家看得都很清楚，而正是由于看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西方列强才真正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以前它们可能并不敢想瓜分中国，因为这样成本比较高。这次战争后它们才发现，中国人原来这么不经打，如果还任由日本吞并中国，自己不但分不到一杯羹，而且后果会很麻烦。所以甲午战争后中国出现了边疆危机，那是真的危机来临，列强真的动了瓜分中国的念头，因为瓜分以后就可以防止日本坐大——西方人的确非常害怕东方会崛起一个大日本。
而对中国来说，不管怎样这都是亡国，这种危机从甲午以后就非常明显。虽然说士大夫，尤其是“公车上书”的这帮人很激昂，都想怎么怎么样，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没什么把握。就全国而言，也没有人有把握说我们和外国打下去会怎么怎么样，后来的人讲该全民动员啊，唤起民族意识啊，但在当时根本做不到。因为老百姓都无此警觉、无此觉悟，日军进入中国领土后，只要日本兵表现得还好，当地的普通老百姓大多是不会反抗的。当然，不能据此说老百姓都不爱国，但是现实确实如此，只要日本人不烧杀抢掠，民间一般不会出现强烈的反抗意识。综观全局，士大夫能够想到的唯一应对之策，就是赶紧变法。
戊戌变法
士大夫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非常活跃，在国家生存危机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他们开始办一些报纸，中国第一次办报*就在甲午之后出现了。此时士大夫的舆论和呼声空前高涨，既是一个自由舆论的*，也是一个启蒙的*。
此时官僚们也在发生分化。首先，原来的洋务官僚挺沮丧的，因为甲午战争失败，他们最先受到攻击。批评者认为，他们张罗了半天，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最后没什么用，而且上阵御敌的都是支持洋务的官僚，但是都被打败了。但是洋务官僚自己也在反思，如果不变，可能更糟。朝廷也没法派一支绿营兵或八旗兵去抵抗，淮军不行派湘军，后来发现湘军更不行，湘军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如淮军。甲午战争期间，一支湘军由吴大澂率领，从山海关奔赴辽东，吴大澂发布檄文，让其他人准备好几麻袋绳子，说是到战场上直接把敌人俘虏了捆起来。吴大澂的意思就是，你们日本人赶快投降吧。结果到了战场，他打得比淮军还差，因为他们的装备更为落后。而八旗绿营连出都没出来过。士大夫和朝廷因此都觉得，军事还是得继续改革，所以在战争后期开始张罗编练新军。就是彻底地按照西方的军事训练方式来练兵，连编制也变了，甚至最开始还考虑让普鲁士人来担任军队的指挥官，当时他们估计是想起了当年剿灭太平军时华尔的故事。小站练兵最初不是袁世凯主持的，而是胡燏棻，他是个文人，从来没当过兵，却提出编练新军，然后朝廷就让他开始练了，小站新军就是这么来的。洋务派的官僚的确很沮丧，他们干了这么多还是失败，可是不变革不行，还是得往前走，没人想退回去，因为事实上也没路可退。
此时，守旧派官僚已经没什么气势，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官僚不想变法，尤其是满族官僚。特别是那些拿钱干闲差的满族官僚，以及一些有爵位没职位的八旗贵胄，这些人的守旧风气无比浓厚，特别不希望变法。因为变法就会产生变数，他们担心体制变了以后，自己这种吃空饷不干活的人会受到影响。那么旗人自己能不能振奋一下，自我改革呢？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改革的动力了，这个时候的旗人已经进入一种非常麻痹的状态，得过且过，激励他们奋起，为国家做点贡献，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个时候也不像是当年搞洋务运动，当时倭仁这类保守派还真诚地相信传统文化和思想是救世的良方——倭仁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没什么可说的，还是理学大师。但到了甲午之后，已经没什么真实的顽固派了，满人面对危机已经拿不出什么办法，更想不出什么理由来阻挠变法了，他们已经失去了言说的能力，很多反对变法的言论都苍白无力、极其肤浅。
那个时代的主要导向就是求新，《国闻报》、《时务报》等风靡天下，话语权就掌握在这些呼吁变法的士人手中。当时稍微有点上进心的、要求变法的知识分子，都会被人视为“康党”。康党的大盛与他们办《时务报》，尤其是梁启超的这支文笔很有关系。但事实上，他们关于西方的知识还都很浅薄，一般也就来自阅《万国公报》和江南制造总局编译所刊行的那些玩意儿。但是康有为本人气魄很大，自认是当代的孔子，中国的马丁·路德，所以后来他出的书都是以“康子”题名的，口气很大，声势也很大。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当时有新思想、要求变革的人并没有被全部囊括到他们这个小集体中，对知识界的引领功能并没有被康梁这一伙出自万木草堂的人垄断。当时全国范围内有很多西学知识比康梁远为渊博、且更为扎实的人，比如严复。其实康梁在当时只是个虚架子，但声势很大，因此普通士人可能就会觉得变法的鼓吹者和实践者都是康党。而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我们过去都认为这两部书有破有立，为康梁的变法提供了理论基础，但要我看，恰恰是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葬送了变法的前途。你想想，有一个人从广东冒出来，而且一直觉得自己就是孔子，而他对经文的解释采用的却是一种殊为怪异的今文经学的解方式。当时有人攻击这两部书存在抄袭的问题，就是抄袭廖平的。不过不管怎样，其中的确有康有为的创造，虽然都很怪异。
康有为通过这两部书重塑了孔子的形象，将孔子打扮成一个支持变法的革新者，而且将大部分的经书都斥为伪书而否认掉了。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改造儒学、改造孔子，当时的士大夫能接受吗？且不说那些守旧派无法接受，就是那些支持变革的士大夫也接受不了。他们受不了有个新孔子出现，你有什么资格当孔子啊！文人相轻自古皆然，何况康有为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学问，他很难在学术上服人。这种话要是俞樾来说可能还好一点，毕竟俞樾在当时是公认的大学问家。而康有为从岭南出来，岭南学术在全国本来就已经算是支流了，而康有为甚至还不是岭南学术的主流代表人物，如果连支流中的主流都谈不上，那还有什么资格让别人信服。而且康有为常常进行大胆的论断，频繁发出“非常疑义可怪之论”。这样的颠覆性思想怎么可能会成为改革的思想基础呢，它只会把更多的人从倾向改革的队伍中驱走。我在讲太平天国时讲到过，儒生和士大夫最在乎的，恰恰是儒家的这一套东西，变法之初，恰恰也不能撼动这一套东西。最好的方式是找到原始儒学，然后直接往里面加东西，原始儒学本来就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可以添设许多新的理论思想，靠这种方法来支持变法是可以的。但康有为没有采取这种方式，他建构起来的是他的儒学、他的孔子，而且他抛出这套说辞也缺乏足够的理由——经过乾嘉学派百余年的考据积淀，士人们已经可以辨别哪些是伪书，哪些是真本，这些都已经通过严密的考证得出结论了。现在康有为突然跳出来，说这些经书全是假的，全是刘歆父子当年自己造出来的，没人能信。
在今天我们对变法进行研究时，一定要避免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即所有的变法操作者都是康梁的门徒。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康梁的实际地位是非常低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地位。康有为总共就见了光绪帝一面，但那也是例行公事，因为在1895年那年他居然考上进士了。那年的主考是徐桐，徐桐在考前就说，无论如何要把康有为挡住，他晓示手下那帮考官，只要遇到那种随便发怪异之论的人，一律不得录取。梁启超是落榜了，因为他按照一贯的风格继续大发议论，而康有为却在突然之间规矩了，老老实实地写了，结果一发榜，居然在上面。这就没办法了，必须得按规矩给进士授官。在变法开始之前，光绪皇帝见了康有为一面。康有为后来自编年谱，自称皇帝见他谈了两个多小时，其实清朝皇帝不大可能接见一个小小的主事长达两小时。一方面当时康有为等人和皇帝见面是要跪在地下谈的，一般人要是跪在地上跟人谈两小时，结束后估计就得找人抬出去了，而且张元济当时就排在康有为的后面，张元济说光绪帝见康有为就见了十来分钟。我们知道，等候的人肯定对时间的掌握更加精确，前面的人造得了假，后面的人肯定是没法造的，而且张元济是个老实人，怎么会故意污蔑康有为呢。康有为就是一个小主事，光绪帝能见他十几分钟已经很多了，一般也就几分钟的事。此外，梁启超也见过光绪帝一次，但那时他还是满口的广东官话，说了半天，光绪帝一句没听懂。所以后来梁启超发誓要学国语，这样他后来才做得了大学教授，要是当时他不学国语，估计没有哪所大学敢聘任他，学生都听不懂嘛。
最后，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也就是在总理衙门跑腿的，这还是兼职，他的本职仍是主事，梁启超则仍旧去编书。所以，我们很难说他们两人在整个政治格局中处于很高的位置，或者是对变法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常常讲“康梁变法”，其实都是被康梁二人误导了，这个变法就是戊戌维新，但康梁却自认为这是他们主持的变法。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变法中能起多大作用，能说多少话是显而易见的。康自称向皇帝写了很多上书，但其中有一部分是他自己编的，好像光绪帝整天就去看他的上书，听他的教诲。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落海外，仍然以帝师自居，称他是皇帝的老师，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海外那帮人也搞不明白，只好被他蒙。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海外回来的人蒙国内的人，国内的人出去蒙海外的人。一般而言，出去蒙海外的人还比较容易一点，因为海外的人对皇帝还是很崇拜的，一听说康有为是帝师，就纷纷为他募捐，拼命送钱给他。
虽然反对派的力量声音不大，但他们是个很大的群体，人数众多，维新派内部又有分化，比如有地域分化和思想派系分化，意见常常不能统一，这些问题都在变法时出现了。比如梁启超在上海办《时务报》的时候，江浙士人和广东士人发生冲突，甚至打起来了。诸如章太炎、吴稚晖等人对这些广东人很不满意。康有为等人的姿态引起一些大学问家的强烈反弹，同时洋务官僚也处于被排斥的状态，比如他们排斥李鸿章。李鸿章当时是真想贴上维新派，所以即使变法失败，他还利用自己的门生人脉关系保护了一批人，他甚至对西太后说，他就是康党，他绝对是倾向变法的。甲午之败，究竟败在哪里，李鸿章对此是很清楚的，但是他背着战败之名，同时还是《马关条约》的签约人，因此被全国认为是大汉奸，这个名声很不好，大家都不敢跟他走得太近。维新派也不敢沾，强学会成立时，李鸿章也派人送来钱，但是都被主事儿的康梁等人退了回去。说实在的，李鸿章当时已经没什么职位了，但是潜势力还很大，特别是在洋务派官僚中，其关系网绝对比张之洞要更复杂。所以后来李鸿章跟他的孙婿谈话时说，朝中大臣都是扯淡，只有他老师曾国藩能够办事。这话隐含的意思就是他也能办事，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他最能干，办的事多，而且势力广，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维新之后他救了很多人，若是其他人救，估计是救不下来，但是只要李鸿章出面，这事一般都能办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是张之洞的爱徒，但张之洞把他救下来了吗？张之洞也不是不想救，可救不下来。因为张之洞自诩清流，他的势力远不如李鸿章。李鸿章想救的人，比如徐致靖、经元善等人，就被他救下来了，李鸿章给荣禄打个招呼，荣禄就买账。这不仅与李鸿章个人能力有关，而且与过去的官僚关系网特点有关，其中纠结了无数的恩恩怨怨。李鸿章由于资源多，而且本来性格就比较爽快，出手很大方，这就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好感，人缘特别好。这些受过恩惠的人，大多会买他的账，而且过去官场上还讲老道德，用人用钱能够相互援助，即使一方隐退了，但求助以前的朋友，他们仍会帮忙。张之洞则洁身自好，现在我们也很难听说他和某某某有什么不正当的勾连，遇到要谈判就躲得远远的，这种官僚的确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但问题是很多事情他也办不了。所以维新派在当时排斥李鸿章，实在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李鸿章真的是卖国贼吗？虽然社会此时嚷嚷得厉害，说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已经娶了外国公主了，而且李家在外国银行有多少多少存款等，但全是无稽之谈。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被解职，于是到欧美转了一圈，他的这次出访在国外引起了很大反响，西方人对他的印象也很不错，后来像“李鸿章杂烩”这种中式菜肴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李鸿章毕竟见过大世面，不卑不亢，也的确有两下子，所以外国人也觉得李鸿章是个值得西方国家尊敬的人物。张之洞也对维新运动很热情，当梁启超要去见张之洞时，张甚至要开中门迎接他，这是按平级官的礼仪来接待他。当时的巡捕官觉得此举太离谱了，因为当时张是总督，而梁启超还只是个举人，这样张才没有开中门，但由此可见张对康梁等人的确是非常敬重的。而康梁等人因为过度自负，对张之洞的态度一直不冷不热。也就是说，维新派一直没有和洋务派结成一种本来可以结成的奥援。按后来的说法，维新派没想过要扩大自己的统一战线，而自己内部又这么分裂。事实上，康梁的姿态也吓跑了很多人。
现在解释维新变法之所以失败，一般归结为“资产阶级不成熟，资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壮大”。但这个提法本身就有问题。中国当时有谁是资产阶级，康梁吗，还是黄遵宪、熊希龄那帮人？他们谁都不是资产阶级。日本明治维新时有资产阶级吗？更没有资产阶级，起来反抗的全是一帮下层武士。像长萨藩的这群武士反对幕府的时候，幕府其实已经对外开放了，武士的口号是尊王攘夷，夷就是西洋鬼子，其实这个口号在当时而言是挺可怕的，等他们推翻幕府以后，发现这些夷都不能攘，结果他们比幕府的开放程度还要高。看来，还不能用阶级史观来讨论这些变革的问题。当时日本的资产阶级可能比中国还弱小，中国至少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开工厂，但当时的日本连新式工厂都没有。我现在觉得，当时的日本下层武士里，可能的确有高人，他知道路怎么走，利害在哪里，该团结谁，该拉拢谁，知道该一步步地做。但是我们这帮人不懂这个，所以一下子就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局面，声势闹得很大，但实效都不大。当然，这个实效不大也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个我们下一讲再说。（未完待续）